车银优这次要吃牢饭了?
近日,韩娱史上曝出最大“税务炸弹”,车银优陷入逃税200亿韩元,有可能被判刑入狱。
1月27日,车银优所属社Fantagio发布官方声明道歉,披露调查进度表示,相关问题正在按照税务机关的程序进行核实,“公司及艺人均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配合调查。”
而在前一天,沉默多日的车银优也在社交媒体上就逃税指控发表声明,表示认真配合所有税务相关程序,虚心接受有关部门的最终决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针对被控偷逃高达200亿韩元的指控也已申请税前复核,他还聘用曾负责New Jeans违约事件律师提出上诉。

目前来看,200亿韩元逃税是否为真,细节如何,仍未形成最终裁定。
回看韩娱发展史,车银优并非第一个爆出逃税丑闻的艺人,地位与名望远高于他的也大有人在。将视角拉远到全球娱乐产业,从好莱坞到韩娱、再到内娱,艺人与“税”之间的长期拉锯,几乎构成了一条隐秘却稳定的行业暗线。
那么,放在全球视角来看,艺人为何总在为“税”疯狂?当内娱税务风波一次次敲响警钟,韩娱正在经历的,或许正是同一套问题的另一种版本。
“车银优们”的税务风波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显示,首尔地方国税厅调查四局曾在去年上半年车银优入伍前就对车银优进行了深入的税务调查,彼时便已向其提出追缴200亿韩元税款决定,且向其所属社Fantagio同追缴高达82亿韩元税款。
而这200亿和82亿韩元的税款是如何构成的,也是目前大众所关注的焦点。
正如Fantagio回应所言,本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车银优母亲设立的公司是否需要缴纳实际税款。根据率先爆出逃税一事的韩媒Edaily报道显示,车银优作为“一人社”,属于其母亲所设立的一家名为“The Ani”的空壳公司,该公司也与车银优如今的经纪公司Fantagio签订合同,为其演艺活动提供配套服务。而这就导致车银优的演艺收入在Fantagio、The Ani和车银优三方之间分配。
而在国税厅的调查认定中,The Ani原为股份有限公司,却在2024年9月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同步更名并将登记地址迁至江华岛一处餐厅。并且,该公司未有相关演艺劳务内容,因此从事娱乐经纪业务的说法不实,并进一步怀疑车银优利用其母亲之名开设了空壳公司避税,因而追收税款200亿韩元。

这一怀疑也并非没有依据,首先江华岛属可享有不动产税负优惠地区,而有限责任公司无需强制接受外部会计审计,且无财报公开义务。其次,车银优母亲名下The Ani还新增了“不动产租赁业”营业项目,本质上并未属于演艺相关。这些举动也难免存在刻意降低监管透明度,以求避税,因此,国税厅也认定大量避税收入回流到了车银优本人账户。
值得注意的是,此200亿韩元并非为具体逃税金额。
根据韩媒《每日新闻》报道,有韩国律师便对此解释称,“如果国税厅认定‘故意撒谎(故意少报税款),他们将对原税额加收40%的附加费,还将加收滞纳金。在200亿韩元的税款中,撒谎的代价就是60亿到100亿韩元。”而首尔国税厅四局在韩国本土被称为“死神之组”,所介入案件意味着并非简单弥补解决,普遍为涉嫌故意逃税的严重案件。
客观而言,在韩国演艺圈逃税事件属屡见不鲜。
2019年,韩国国税厅曾掀起文娱行业大审查,共计调查1789名高收入名人追回税款1368亿韩元并向检方检举91人。而在去年,比如李准基被追缴约9亿韩元(约人民币448万元)、李荷妮被爆逃税60亿韩元并挪用公款等等,柳演锡更是被爆逃税70亿韩元创下历代最高(最终缴纳30亿韩元)。
纵观韩国演艺圈,上至宋慧乔、李敏镐、张东健、金泰熙、李秉宪等韩国头部代表性演员,下至经典韩剧《IRIS》编剧崔完圭等演艺圈人士均曾被国税厅公开逃税行为、追缴罚款乃至起诉判刑。在2023年,国税厅还公开了一份逃税惯犯名单,朴有天(东方神起前成员)、演员朴浚圭等均被爆出漏缴上亿韩元税金。

不过,相较于影视行业,韩国爱豆圈普遍未有大规模逃税现象,大多以制作人逃税居多。
而车银优也是为数不多出现如此大宗税务问题的爱豆。
明星们都是如何偷税漏税的?
当然,不只K-Pop,税务问题是全球各地娱乐圈都无法回避的。
内娱逃税代表如范冰冰、郑爽、邓伦、薇娅等不断刷新大众想象;而在好莱坞,小罗伯特·唐尼、尼古拉斯·凯奇等知名艺人同样是逃税天才,包括上世纪50年代更是好莱坞避税黄金时代,以希区·柯克为代表的世界级名导们同样也是逃税大户。
目前,被曝光的全球高额税务问题艺人排行榜中,车银优还只能“屈居”第七,远不及范冰冰、郑爽、C罗等名人。

可以说,税务问题本身便是全球演艺圈的一大病灶,逃税漏税行为更是在屡禁不止中愈发常态化,那么投机取巧的艺人们翻车也避不可免成为必然的结果。
据文娱先声了解,艺人避税套路基本殊途同归。
首先,娱乐圈明星们的纳税方式不外乎三种:个人名义,个人工作室名义,经纪公司名义。其中,个人名义普遍税率高,因此被怀疑为空壳公司的“一人社”(即内娱常见的个人工作室)成为合理避税的主要渠道。工作室大多为艺人独立出资、艺人本人或是亲属朋友等担任法人所成立的个体户,但经由此转换收入性质却可借此将税金“洗白”。
比如2022年,被爆偷税漏税97万元的袁冰妍,所关联工作室便是将钱款打入公司账上后,再由公司向股东本人支付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通过“变相报销”的形式把偷漏的钱款归于个人名下。

同理,上述所提到的车银优、金泰熙、李秉宪等所谓的“一人企划”,也是韩国艺人较为普遍的避税举措。不过,车银优所属社Fantagio却强调,公司并非空壳公司,而是依法登记、具备合法资格的大众文化艺术企划业者,非国税厅所指虚设法人,而这也是眼下有所拉锯的关键所在。
即便如此,江华岛这一注册地址也同样难逃避税意图的审判。恰如内娱扎堆在2010年以后入驻设有“五免五减半”优惠税收政策的霍尔果斯开设个人工作室、公司一般,此类地区均是存在一定合理避税的“税收洼地”。在2017年,霍尔果斯注册公司一度超过1.4万家,但大多为没有实体、仅有注册地。
这种做法不仅违背税收立法初衷,同样也是恶意偷逃漏税行为。因此在2018年税收政策收紧之时,文娱行业也掀起了轰动一时的霍尔果斯注销大逃亡。

艺人避税普遍常用的第二种方式,便是大众更为熟稔的“阴阳合同”。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签署两份演艺合同,“阳”合同金额较小,面向正规流程进行虚假申报;“阴”合同则为高于阳合同的实际交易金额,当事人私下签署、分别留存。比如2019年被爆偷漏税高达2亿元的郑爽,便被指在《倩女幽魂》这个项目中实际取得的1.56亿片酬,其中4800万元为明面上的片酬收入,而1.08亿元则通通过“阴”合同以“增资”的形式汇入郑爽实际控股公司,从而达成隐瞒实际收入、少缴税的目的。
此外,还有如拆分合同、公款私账用、股权代替片酬等手段。像韩国演员权相佑便在2020年被爆以公司名义购买5辆豪车私用,进而被追缴近80万美元税金。
为什么都栽了在税务上?
避税手段的多样化,关键还是在于文娱行业市场的“监管失灵”,导致可操作的灰色空间较大。
最为直观的例子,便是税收体系与好莱坞电影行业绑定的美国。早在上世纪开始,随着好莱坞演艺人员试图逃避高收入高税率的需求高涨,经纪人、职业经理人等也辅助好莱坞从业者完成合理避税的循环路径。为达此目的,不乏有拍摄项目成为避税工具。
比如,好莱坞的投资者也通过将影片视为一种“亏损”来抵扣其他高税收收入,包括华纳兄弟、福克斯影业等都被指控出现过将未发行的“搁置”影片作为财务损失处理,以此抵扣其他盈利项目股息的做法。去年,IGN 就指出一个典型例子即投资9000完美元、试映反响并不佳的《蝙蝠女》之所以迟迟不上线,便是在于这部电影上映后华纳兄弟可能会失去税收减免庇护。

另一方面,演艺行业尤其是身处塔尖的部分艺人本身便是高收入人群,面对天价片酬、出场费等巨大利益,尤其是当纳税人法律与财务意识淡薄,更容易滋生侥幸心理。
比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税率适用3%至45%的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超过5万元的部分要扣40%的所得税;同样的,在韩国个人所得税也远高于法人税,最高可达45%。像车银优案件中,韩国国税厅便是认为车银优通过The Ani这一空壳公司,将原本高昂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转为了仅需缴纳20%的法人税进行减轻税负。
之于艺人来说,逃税漏税的最高处罚虽然依照刑法可判刑,但法律对逃税初犯人员均有一次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即接受行政处罚,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即可,免于明面上的公开封杀。诸如毛阿敏、范冰冰等仍旧活跃,邓伦、郑爽等不乏通过副业继续低调收割粉丝经济,粉丝仍旧无底线溺爱。而在韩国,追缴税金之后,即便高额税金如柳演锡、李荷妮等也仍然不缺片约。

当行业风气如此,不乏“洁身自好者”跟风选择铤而走险。正如80-90年代的“百万逃税大户”毛阿敏在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的《失落的天使——毛阿敏税案实录》中所言,“你周围的人怎么干,如果别人不缴而你去缴。就会心理失衡。”
正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为了合理避税,娱乐圈奇招频出,但随着税务稽查愈加频繁、智能化,对于行业来说也是在倒逼洗牌、区分良莠。如若演艺人员对税法本身认知程度不够、无法厘清违法与合理避税的边界,被封杀也不过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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